晚明旅游书籍中的西湖名胜图像考析

杭州西湖，自宋代以来便是知名的旅游胜地，到了晚明时期，更是湖舟如凫、游人如蚁，张岱直言：“西湖七月半，一无可看，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。”大众旅游之风的盛行不断推动着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，精英化的“炫耀式消费”受到了空前的挑战。其间，旅游书籍的刊售与普及令越来越多的“都城士女”成为潜在的旅游消费者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万历三十八年（公元1610年）前后，杭州书坊夷白堂的经营者杨尔曾“宏搜天下山川图说”，“考证志书，搜罗文集”，延请杭州画师陈一贯绘图、新安刻工汪忠信精镌，刊《新镌海内奇观》十卷。这部规模宏大的旅游书，内容广涉南北名胜，且绘图“笔笔传神”、镌刻“刀刀得法”，“首标华夷之巨畛，指掌五岳之真形”，“绝不是凭空所能刻画出来的”，因此，已有学者对其图文内容的来源进行了细致的考察。其中，与杭州西湖相关的部分尤值得关注。

《新镌海内奇观》卷三为《西湖图说》，附有《湖山一览图》（即西湖全景图）及七幅分景图：《昭庆大佛图》《孤山六桥图》《岳武穆王墓图》《灵隐天竺图》《烟霞龙井图》《净慈虎跑图》《钱塘江图》，皆双面连式，以文字标明各景点位置。《西湖图说》后则为《词咏西湖十景》，一景一叶，前图后词。《西湖图说》简述西湖历史沿革，并分南、北两线依次介绍环湖名胜，北线自钱塘门至灵隐，南线从清波门至五云山，图文相应，便于读者按图索骥。卷四《吴山图说》附《吴山诸庙图》（双面连式），另有《咏钱塘十胜、五云六景》，形式与《词咏西湖十景》相同。作为土生土长的杭州人，杨尔曾对西湖周边和吴山的景点自然非常熟悉，但要将这些散布的景点组织起来并绘制成图却并非易事，彼时早已广泛流传的《西湖游览志》便成了《新镌海内奇观》的参考书之一。

《今朝西湖图》（局部），《西湖游览志》

嘉靖二十六年（公元1547年）刊本，叶十二
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（书号:13761）

一、《西湖游览志》与《新镌海内奇观》所刊西湖名胜图像之比较

王雨谦为张岱《西湖梦寻》写序时直言，“田叔禾之作《西湖志》，志都城、志大内、志市井里坊、志人物流寓、志士女游观，无所不志，而西湖之景物反多遗漏”，故需由张陶庵“使旧日之西湖于纸上活现”。田叔禾，即田汝成，钱塘人，嘉靖五年(公元1526年)进士，历官广东、贵州、福建等地，“归田后盘桓湖山，穷浙西诸名胜，撰西湖游览志，并见称于时”。所谓《西湖志》，即《西湖游览志》，因感“海内名山，率皆有志，而西湖独无，讵非阙典”，田汝成“细集见闻，再证履讨”，“叙列山川，附以胜迹”，成《西湖游览志》二十四卷，总叙西湖概况后，首推“孤山三堤胜迹”，铺陈南山、北山各景；又以《南山城内胜迹》为题，介绍吴山及周边景观；再将南山、北山之城内、外胜迹依城闉、衢巷河桥、官署、祠庙、道院、佛刹之序依次罗列出来；后以《浙江胜迹》作为终篇。此外，“裁剪之遗，兼收并蓄，分门汇种”，集二十六卷《西湖游览志余》编纂古今西湖文献与掌故逸闻。因田汝成在《西湖游览志叙》中提到，此书得到了时任杭州知府严宽及其他官员的大力支持，故嘉靖二十六年（公元1547年）的初刊本也常被称为“严宽本”。

《西湖游览志》《西湖游览志余》“因名胜而附以事迹，鸿纤巨细，一一兼该，非惟可广见闻，并可以考文献，其体在地志、杂史之间”，颇受后人推崇。田汝成以区域划分景点、以景名作为条目的编辑方法影响了不少后继者，即使是百余年后成书的《西湖梦寻》，也在体例上难脱其制。同样的，《新镌海内奇观》中的《西湖图说》和《吴山图说》在编排次序和叙述方式上可谓承袭田志，显然带有导览的功能，但是，严宽本《西湖游览志》所附图像数量不多，仅在卷首《西湖游览志叙》后载《宋朝京城图》（一叶）、《宋朝西湖图》（五叶）、《宋朝浙江图》（二叶）、《今朝郡城图》（二叶）和《今朝西湖图》（四叶），且质量粗劣，与《新镌海内奇观》的巧心精刻不可同日而语。当我们将目光投向七十余年后的《西湖游览志》重刻本时，情况则大为不同。

相较于严宽本及其后的两个重修本，万历四十七年(公元1619年)前后的商氏重刻本传世最多、流传最广、版本情况最复杂，且增补内容繁多，反映了当时景观及人事的新变化。现以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两个版本做简要说明。

版本一：官方著录为商浚瑞莲堂本（书号：12170），十行二十一字，白口，四周单边。以钱唐田汝成撰《西湖游览志叙》、商维浚《西湖新志序》开篇，《图次》后接双面连式《宋朝京城图》、武林郭之屏写双面连式《湖山一览图》，后有《昭庆大佛图》《孤山六桥图》《岳武穆墓图》《灵隐天竺图》《烟霞龙井图》《净慈虎跑图》《浙江潮图》《吴山诸庙图》《浙江省城图》，皆双面连式；另有《西湖十景》，一景一叶，前图后词。正文卷次内容同严宽本，署“钱唐田汝成辑撰，会稽商浚重校”。

版本二：官方著录为商维浚继锦堂本（书号：15757，郑振铎旧藏），十行二十一字，白口，四周单边。较版本一，缺《西湖新志序》，图同。正文署“钱唐田汝成辑撰，会稽商维浚重订”。

对比以上两个版本，我们可以看到两处明显的差异：

一、商浚与商维浚。两个版本一致处是：《西湖新志序》文后署“万历岁次己未仲夏上浣会稽商维浚景哲父书于西湖之楼外楼”，钤“商维浚印”“景哲父印”；《宋朝京城图》署“会稽商浚题并隶”；《浙江省城图》署“商浚题”，钤“商浚”“半野堂”印；卷三记“楼外楼”为“会稽半野商公别墅”。结合题署与印章，现一般认为商维浚与商浚为同一人，是居于西湖楼外楼的会稽人，字景哲，堂号半野。然而，有趣的是，两个版本中的一处细节有所不同：版本一《西湖十景》之“花港观鱼”页附词署“商浚”，钤印“景哲”；版本二同页署“商维浚”，印同。这与其各自的正文署名情况一致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判断，商氏重刻本在多次刊印或板片流转的过程中，必然经历了小幅的挖改与修订。

二、瑞莲堂与继锦堂。版本一被称为“瑞莲堂本”，是因为在其版心多次出现了“瑞莲堂”字样。版本二未标明书坊，但就版本情况看，应与浙江图书馆藏本相同。浙图本（书号：善002033）扉页题“新增西湖游览志”，“商衙继锦堂藏板”，下有朱印“武林读书坊藏板记”。商衙继锦堂很可能就是商维浚经营的书坊，至于武林读书坊，我们则能在国家图书馆藏的另一版本中找到蛛丝马迹。在国图著录为“西湖游览志”的善本中，有一部比较特别，扉页题为“重刻西湖志全集”，下有“读书坊藏板”字样，其版与继锦堂本相同。因此，我们可以推测，这部所谓的“西湖志全集”（书号：地727.24/43.75）与浙图的“新增本”都是以商氏继锦堂本为底本，由读书坊改头换面后，以新书之名重新进入市场的。

《孤山六桥图》（局部），《西湖游览志》

万历四十七年（公元1619年）继锦堂刊本，叶十一

浙江图书馆藏（书号:善002033）

综上所述，万历商氏重刻本《西湖游览志》以“今日之志，志今日之湖”，强调内容上的与时俱进；不同书坊反复翻印的事实足以说明该书具有较高的市场价值。或许，商业上的考量是商氏重刻本增添大量图像的直接原因，毕竟生动的图像更能激起普通读者的旅游冲动，也更具有导览的实用性。

就西湖名胜图而言，严宽本仅有《宋朝西湖图》《今朝西湖图》两幅；而商氏重刻本除全景图《湖山一览图》外，还有《昭庆大佛图》等六幅区域景点图以及一叶一景的《西湖十景图》，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显著的提升。我们以“六桥”为例，《今朝西湖图》标明各桥名称，以示意位置为主，景物描绘极其草率；而商氏重刻本有《孤山六桥图》一幅，虽未指明六桥名称，却能看到更具体细腻的刻画：一株桃树一株柳的景观，对谈、策马、泛舟的人物均融入景中。从严宽本的重“志”到商氏重刻本的重“游”，图像呈现出了不容忽视的转变。

当然，这样的转变并不是个例。我们将《新镌海内奇观》卷三的西湖名胜图像与商氏重刻本《西湖游览志》做对比，就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关联。

首先，从形式和内容上看，二书都有一幅西湖全景图，名“湖山一览图”；后有六幅区域景点图，名称、排序完全一致，且均为双面连式。西湖十景图像均为前图后词形式，《西湖游览志》刻有题名与作者，《新镌海内奇观》省去。

其次，在构图上，二书的图像颇为相似。此处，我们再以《孤山六桥图》为例，二者整体上的一致性显而易见。相比《新镌海内奇观》，《西湖游览志》的图像风格更加简练，却不忘在孙忠烈祠旁加入商氏在杭州的别墅楼外楼，可谓“用心良苦”。细节处，二者的取景视角、空间关系、人物的位置和动态都基本相同，只在游船的形制、建筑物的构造上略有差别。当我们截取《新镌海内奇观》“六桥”的局部时，便又看到了策马而行的旅人，只不过这回他骑的是黑马罢了。不过，两书的西湖十景图像则面貌互异。以“柳浪闻莺”一景为例，二者均以莫璠词配图，但画面却各有千秋。《新镌海内奇观》以高视角展现远山近树，将垂柳融入湖面，以人物渲染“莺啼缓缓”的热闹气氛，用中景的高阁佳人、近景的花骢呼应词意；《西湖游览志》则将视角降低，着重描绘“万缕垂杨，汹似波纹乱”的动感。

可以说，相近时期、同在杭州刊印行销的《新镌海内奇观》和《西湖游览志》的相似并不是偶然的，雷同的图像虽出自不同的画家、刻工之手，却反映出书坊间相互借鉴，甚至抄袭的现象。商业书坊的刻书反映着市场的需求，杨尔曾和商维浚对于旅游题材不约而同的选择，充分说明了旅游书籍拥有着广泛的读者群，其传播力与影响力远胜于士大夫所写的游记或志书。同时，士大夫们不得不极力强调自己的独特品位，选择冷门的出游时节或地点，欲与“俗士”拉开差距。于是，旅游的雅俗之争无可避免，而西湖更是其中的焦点。随着不同阶层的游客纷纷加入旅游活动中，无论是具有写实意味的景点图还是附庸风雅的诗意图，图像在旅游书籍中逐渐占据了重要的地位。

《西湖游览志》之《孤山六桥图》

万历四十七年继锦堂刊本，叶十一、十二

浙江图书馆藏（书号:善002033）

二、《西湖志摘粹补遗奚囊便览》之西湖名胜图像

无独有偶，除了杨尔曾，杭州人高应科（字志贤，号玉阳，又号武林山人）也将目光落在旅游书籍的编辑出版上，几乎在《新镌海内奇观》成书的同时，《西湖志摘粹补遗奚囊便览》（下文简称为《西湖便览》）以更贴近市场、聚焦当世之西湖的姿态问世了。现藏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武林在兹堂本存有一页完整的牌记，上题“高玉阳先生辑西湖志”，小字“武林在兹堂主人漫识”：“西湖名胜甲于天下，向有学宪叔禾田公志书，世远事殊，名实多舛。仁邑玉阳高先生性持风教，情娱山水，历涉之暇，考校详明，辑成便览一书。展卷而观，了如指掌，诚胜游之一助云。”另有朱印三种：“画图便览”“寰宇奇观”“内附名贤题咏”。仅据此，该书的特性已十分明晰：一、《西湖游览志》年代久远，不能反映今日之西湖的全貌，而《西湖便览》更能反映现实状况；二、既为“便览”，则条目更为清晰，助旅游之便；三、图画与名贤题咏也是卖点。高应科“取前志而略之，以今时所关重者再为参补”，一再突出“便览”二字。又在《凡例》中指出田志图像“紊乱无序，使游览者罔知次第”，《西湖便览》则“按地为图，则湖山诸胜一览辄尽，即踪迹未遍者，而目中恍然已得湖山趣矣”，强调图像的完备。

从内容上看，《西湖便览》仍未跳脱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》的基本架构，将西湖分成南北区划，兼及吴山，罗列重要景点，薄古重今，并附诗词。图像方面，较《西湖游览志》初刊本，《西湖便览》大幅增添西湖名胜图，除全景式《湖山一览图》（双面连式）外，还有《孤山六桥图》《昭庆大佛图》《岳王坟庙图》《灵隐天竺图》《烟霞龙井图》《净寺虎跑图（目录名为“净慈虎跑图”）》《浙江看潮图》《吴山十庙图》八幅分区图，但限于“便览”的篇幅，仅《孤山六桥图》为双面连式，其余各图均是单页，且于卷一《西湖总叙略》后汇编历代名贤吟咏，未将西湖十景单列配图。

当我们将《西湖便览》中的西湖名胜图像与《新镌海内奇观》、商氏重刻本《西湖游览志》相对照时，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关联。首先是选景的高度一致，均以《湖山一览图》作为总览，其后以八幅分区图展现著名景点并用文字标明位置。其次是构图的相像，再以《孤山六桥图》为例，三者风格上的差异无法掩盖其结构的相似性，特别是当我们将“六桥”的局部放在一起观察时，策马的旅人、湖堤上对弈的游人，几乎如出一辙。更为关键的是，《西湖便览》虽缩减了图像篇幅，《昭庆大佛图》等七幅不如《新镌海内奇观》所含景点全面完整，但三书均细致具体地描绘了人物的活动，凸显了旅游之乐。

由于雕版在各书坊间流变，以某一原版为基础，增添页数或雕新版重刊的情况在明代的图书市场极为常见，要完全辨明书籍的出版时间实属不易。因此，我们很难断定《新镌海内奇观》《西湖便览》以及重刻本《西湖游览志》的付梓孰先孰后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彼时旅游书籍中的西湖名胜图像已形成了一套基本的范式，且得到了市场的认可。

《新镌海内奇观》卷三《孤山六桥图》

万历三十八年夷白堂刊本，叶三、四

〔美〕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（书号:T 3041 4218）

结论

作为西湖旅游书籍的标杆，《西湖游览志》从严宽本到商氏重修本经历了数次改订，从带有官方背景到加入市场竞争，图像的增加是其中最显著的特点。诚然，这样的变化并非一夕而就，杨尔曾夷白堂所刊《新镌海内奇观》囊括四海，在家乡杭州着墨甚多，虽叙事框架仍依循《西湖游览志》，但其精制的图像却成为后世西湖旅游书的典范。

蓬勃发展的旅游产业令杭州的刻书者们无法忽视市场的需求，为了让旅游书更便于携带，《西湖志摘粹补遗奚囊便览》修整条目、减少文字，成为游客观景时的参考指南。文字轻简易读，又附翔实图像，没有深厚文学修养的大众读者亦可使用，这是万历后期西湖旅游书籍的共同特征，其背后的推手是丰厚的商业利益。如此一来，迅速抢占市场，甚至引领潮流是刻书者的第一要务，内容的陈陈相因、图像的大同小异便不足为奇，倏忽间，田汝成“志”西湖的希冀已被蜂拥而至的“游”所席卷。

《西湖志摘粹补遗奚囊便览》牌记

万历三十二年(公元1604年)

武林在兹堂刊本

(书号:007760868-2)

〔美〕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

作者为浙江科技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讲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