油画
《草原父亲》
作者：贾靖文
今天是父亲节。关于父亲，梁晓声曾说，在我的情感世界中，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我想要报答而无力报答的恩人。诗人朵渔说，作为儿子的父亲，我希望他在我的衰朽中茁壮，作为父亲的儿子，我希望他在我的茁壮中不朽。北岛说，你召唤我成为儿子，我追随你成为父亲。
——姬卉春
父亲是那拉车的牛
作者 / 周涛
1940年阴历十月十二，父亲诞生在土默川平原一个被土匪揉碎的村落，这让他的童年深深烙着恐惧。爷爷的脊背是唯一的避难所，邻里满仓伯被绑票的五百银圆血债，九岁时目睹本族小叔被土匪爆头的惨状，构成了他对乱世最初的认知。那些蜷缩在玉米地里躲避枪声的夜晚，比任何课本都更早教会他，活着，是一场与命运的殊死搏斗。
解放的曙光里，父亲的人生终于照进书页。从私塾的《三字经》到新式学堂的算术课本，1957年他以全县前十的成绩考入中学，次年竟跳过初二直接考取省农业大学小麦系。当麦穗图案的校徽别上粗布衣裳时，这个农家少年眼里燃着改变命运的火焰。然而1960年毕业的钟声里，等待他的不是实验室的显微镜，而是生产队的锄头。三年困难时期的浪潮，将万千学子拍回土地。
1961年和母亲结婚，土炕上摆着爷爷给的三只粗瓷碗和半袋高粱米。转年大姐降生，正逢“低标准”最严苛的岁月。为了多挣工分，父亲选择了砖场最苦的背砖活。三伏天里，带着窑温的青砖把脊背烫得层层蜕皮，咸汗渗进伤口时，他就把牙咬得咯嘣响。1965年二姐出生、母亲也瘫痪在床，父亲成为全家唯一的支柱。
命运的戏谑总在猝不及防时降临。1968年那个暮春，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父亲突然被戴上“右派”的帽子，关进村西头的土坯“监狱”。六岁的大姐每天隔着木栏递窝头，看见父亲鬓角新添的白发，才知道没有大人的世界会突然崩塌。但当父亲被贬为小学民办教师时，却像抓住救命稻草般扑进教育，他亲手用课余时间打土坯新建了校舍，直到今天，村里老人还会念叨，是你爹建成的学堂。
1972年的师范录取通知书，是命运对这个苦行者的第一次奖赏。当他捧着红本本回村担任中学校长时，虽然衣服换成了四个兜的蓝色中山装，却依然带着泥土味。课余时间他在校园后墙植树造林，开垦校田。那些年我们姐弟仨的课本，总是用旧报纸仔细包着书皮，因为父亲说：“字是天下最金贵的东西。”
包产到户后，父亲过上了“双肩挑”的日子：清晨五点的扁担声惊破晨雾，他挑满水缸、喂完牲畜，再给母亲擦好身体才匆匆去上班。午休时在灶台前揉面的背影，成为烟火中的一幅剪影。夜晚的灯下，一面批改学生作业，一面帮乡政府写报告。
1985年父亲升任副乡长，我们姐弟也相继通过考学跃过“龙门”。那年，父亲在老屋门框上贴了副自写的对联：“寒门出贵子全凭耕读，天命望儿孙莫忘桑麻”。他抚摸着我们的中专、大学录取通知书，粗糙的指腹划过铅字时竟有些发抖。这个曾在砖窑背砖的少年，终于用一辈子的血汗，把三个孩子送进了他未曾抵达的远方。
母亲去世那年，父亲在灵前坐了整宿。他颤抖着往供桌上摆母亲爱吃的腌黄瓜，忽然像孩子般哭出声来：“你走了，我的账本子空了。”那些年为给母亲寻医问药，他跑遍了十里八乡的郎中，邮遍了全国各地的特效药。母亲卧床三十年，身上没长过一块褥疮。
如今父亲已经离开我们，老屋的窗台上仍然摆着泛黄的农业大学毕业证和母亲的遗照。偶尔想起我们接他去城里小住，他总坐在马路牙子上，孤独地望着车水马龙出神。这个曾在土地上写下人生的庄稼汉，终究离不开泥土的气息。
昨夜又梦见父亲的背影：他背着砖块穿过窑厂浓烟，扁担在晨光里颤成一道弧线；他站在讲台上擦着黑板，粉笔灰落在蓝布褂上像落了层雪；他蹲在老屋门槛上抽旱烟，火星子明灭间，映着我们趴在他膝头听故事的童年……忽然懂了那首老歌里唱的：“父亲是那拉车的牛”。他拉着我们的命运，在岁月的泥沼里一步一叩首，把苦难踩成了通向星空的阶梯。
我爸的园子
作者 / 如斯
我爸摔了一跤，是从他的园子出来过渠时，连人带车翻进去的。
我爸自己爬起来，说没事。我妈不敢和孩子们说，瞅着我爸能动能说，就把“没事”这个愿望当现实。赶上我打回电话拉家常，我妈没忍住，告诉了我摔跤的事。
老头儿七十七了，几年前得了脑梗，去年又脑出血，最怕摔跤。隔着几百公里，远方的我也只能电话里焦急。
“赶紧去医院查查！”
“不用不用，你爸说没事，我看也没事。”
“你能看见脑子里的事了？！”
“……”
“干啥摔的？”
“去园子里。”
又是园子，又是那些果树！
这边和弟弟联系，他马上回去接走检查。那边在想我爸这人对他的园子，是何等执着痴迷，我们都劝他不要侍弄了，他还是不听。
我爸守着他的园子，一往情深。侍弄果园不容易，春天的耕耘和修枝还好，出钱雇人干上几天，就可以树齐整，陇合适。进了夏天，各家的园子，都是果实累累压枝弯，像怀孕的负重女。果子熟了，要一颗一颗摘，一树一树清，家家都缺人手。
杏子黄了，满树灿灿地招摇着；李子红了，挨挨挤挤，恨不得下树。来不及摘的，最后落在地里，可惜了的，让我爸的心痛啊。所以，每到夏天，别的农人叔叔伯伯纯欢喜，我爸是几分欢喜几分愁。
我远在北京，指望不上。儿子们做的事业大，没时间；从获利程度看，老头儿的果树没法和他们的生意比，没人愿意停下来帮他。园子大，我爸年龄也大，加上最近几年生病，身体大不如前。一说要他把园子放手，他只是不说话。
每到开春，我爸还抱着侥幸心理：到时候自有办法。于是，顶着我妈鸡飞狗跳的责骂声，他还是雇人修枝、陇地、打药、施肥。那个时候，七十多岁的我爸，背操着手，在他的园子里监工。
他站在离不开的园子，望一眼由筷子长成的大树，抓一把可以出油的泥土，心安，惬意。园子，成了留声机：春花绽放，夏雨欢唱，鸟儿啁啾，蛐蛐低语……
隔三差五，他去园子看看。树是他栽的，地是他陇的，品种是他选的，很多是他嫁接的。他熟悉每棵树，像熟悉孩子。望去满树发花，杏花粉，李花白，莹莹一片，像看见夏天的杏儿和李子一样。我爸张着牙口不全的嘴，乐着。
这是我爸田野的春天，一幅望花成果的美景。画中的他，也是花。
树多不种地，下面都是闲的，难免杂草丛生。我爸看到邻居地里收拾得利落，他就羡慕，但心力不足，末了只有暗暗嘟囔：我要年轻十岁，看我的园子，哼！
我爸的园子，不单单是块地，还是脸面，是一个农人的尊严，是一个强者的领地。
我爸园子里的树，也不单单是树。他守着这块土地，像秀女织锦一样勾勒。春有梦，夏有果，秋有惊喜，冬有喘息。一棵一棵栽培，一行一行设计，一季一季期待。树，成了我爸的忠粉，世袭我爸的爱意。有几棵老树，身形佝偻但根基坚固，树冠美丽，那茂腾腾的枝叶簇拥成一个岁月的冠冕。
我爸的园子，是他爱的输出地。最甜的那棵树，留着不卖，给孩子们！给亲朋好友打电话：“来，上园子摘！”
看吧，一个内心那么丰富的人，他的园子倾注、彰显着他那么多的特质，他能不对园子执着痴迷吗？
去年暑假我回老家，要走时，我爸给我摘李子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妈说：“你爸的身体还能给你摘李子呢，谁知道还能摘几年？”这话后来成了戳中我泪点的利器，每每想到，就会悲伤泛起。曾经理所当然的享受，随着父母的老去，竟然变得那么弥足珍贵。
今年他摔了后，我急忙买票回家，见到的我爸，已经需要拄着手杖，苍老像匹瘦马，疯了一样追上他，才两个月不见，我爸就像一株收割了棒子的玉米秸秆。我忍着心里的悲伤，嘴巴像个道具，说着一些无聊、轻松的话题，心里却嗫嚅着：爸，谁让你老成这样呢？
走之前，我和我爸到了他的园子，他带着我摘李子。在北京叫“西梅”的，在我爸的园子里叫“女神”。我爸指挥着他的女神摘“女神”，用一副看不上我干活儿的口气，嫌我高凳打得不对，说我筐和手的位置不顺。那副神气，仿佛是站在领地颐指气使的大公鸡。我心里倒是一喜：爸爸的语气，还那么有力！
我是我爸园子里一棵移植了的树，每一次回乡，是把根，探进熟悉的泥土里，重温、回味……
书页仍在风中轻颤
作者 / 刘东华
20世纪90年代末的冬天格外寒冷。母亲病逝那年，我上小学四年级，弟弟刚满九岁。那天放学回家，看见父亲蹲在厨房的煤炉前，笨拙地搅动着锅里的面条，灶台上撒满了面粉，像下了一场小雪。
他听见声响转过头来，眼睛红肿得像两颗核桃，却硬是挤出一个笑容：“回来了？爸给你们下面条吃。”那锅面条又咸又糊，但我和弟弟都吃完了，连汤都没剩。
父亲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，眼眶又红了，怕我们看见慌忙转过身洗锅去了。做作业时，我看到炕桌下有一张薄薄的下岗证。见我疑惑，父亲用手背抹了把脸，然后挺直腰板，声音出奇地平静：“爸爸以后要换个工作了，正好，以后能多陪陪你们。”
下岗后的父亲开始蹬三轮车维持生计。每天天不亮就出门，三轮车把手上总挂着母亲生前用的那个军绿色水壶。我常常趴在窗台上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晨雾里，棉袄后背上结着一层白霜。有次放学路上遇见他正弓着身子帮人搬冰箱，棉衣后背全被汗水浸透了，贴在嶙峋的脊梁骨上，像一张被雨水打湿的纸。但回到家，他却告诉我们，今天的活儿轻省，就是搬了几箱书。
他也确实喜欢书。街角有个姓李的老人摆着旧书摊，书脊泛黄的书本整整齐齐地码在木板架上，五毛一本、一块钱三本。每次路过，父亲总要蹲下来翻一翻，手指轻轻抚过书页，像是在掂量它们的价值。他很少买新书，但旧书摊的老板认得他，知道他爱书，偶尔会给他留几本品相好的。
有一年冬天特别冷，父亲蹬了一整天的三轮车，手指冻得发紫，回家时却从怀里掏出一本《三国演义》，封皮已经磨损，但内页完好。他笑着说：“今天运气好，老李头说这本只要三毛钱。”可那天晚上，我分明看见他在厨房就着咸菜啃冷馒头，把唯一的一碗热汤面留给了我和弟弟。
家里最困难的那段日子，餐桌上很少见到荤腥。父亲总说：“吃饱就行，菜嘛，咸淡都是滋味。”有一次，弟弟在饭桌上小声嘟囔：“要是能吃点肉就好了……”父亲没说话，只是摸了摸他的头。
第二天，父亲回来得比平时晚，手里拎着一个旧布袋，一进门就笑着对我们说：“今晚加餐！”我和弟弟兴奋地围过去，以为他终于舍得买肉了。可打开袋子，里面却是几本旧书——《水浒传》《唐诗三百首》《科学家的故事》。弟弟很失望，父亲却翻开书，指着里面的插图说：“看，这是武松打的虎，这是李白喝的酒，这是爱迪生发明的电灯——书里的‘肉’可香呢！”
那晚，父亲给我们讲武松打虎、讲李白“仰天大笑出门去”、讲爱迪生失败了上千次才发明电灯。弟弟听得入迷，早忘了想吃肉的事。而我，在多年后才明白，父亲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喂饱我们——不是用鱼肉，而是用文字；不是用短暂的滋味，而是用一生的精神食粮。
父亲有个宝贝木板箱，原本是母亲装嫁妆用的，后来成了他的“藏书阁”。箱子里整整齐齐地码着几十本书，有些是从旧书摊淘来的，有些是从废品站按斤称回来的。每本书都被他包上了牛皮纸书皮，扉页上用钢笔工整地写着购书日期和地点。
不管多晚回家，父亲总会先洗干净手，然后从木板箱里取出书本。台灯亮起的瞬间，整个屋子就活了过来。我和弟弟趴在掉了漆的木桌上，看灯光给父亲花白的鬓角镀上金边。他读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时，声音会不自觉地提高，读到保尔在寒冬里修铁路那段，他的手指会轻轻颤抖，仿佛也感受到了西伯利亚的刺骨寒风。
“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……”父亲总是反复念着这段话，眼睛亮得像黑夜里燃烧的煤核。有次弟弟发烧，父亲守了一整夜，天亮时我醒来，发现他歪在椅子上睡着了，那本《平凡的世界》还摊开在膝头，书页上沾着几滴未干的泪痕。
有一天，我在箱底发现了一个记账本，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每一笔开销：
3月5日，车费2块，午饭省下，买《鲁迅选集》一本。
6月12日，少抽一包烟，换《居里夫人传》。
9月8日，多蹬两趟车，给儿子买《新华字典》。
我鼻子一酸，想起父亲那双磨破的布鞋，想起他总说不冷，却偷偷往棉袄里塞报纸御寒。他省下的每一分钱，最后都变成了我们手里的书。
记得每个学期开学前，父亲会特意提早收车，带我们去新华书店。他站在书架前小心翼翼地翻看新书，比较哪个版本注释更详细。结账时总要反复数几遍皱巴巴的零钱，但从不犹豫。回家的路上，他会给我们讲《送东阳马生序》，说宋濂当年借书抄书的故事，说着说着声音就低下去：“你们妈妈要是能看到你们读书的样子……”
岁月是最无情的雕刻师。当脑梗渐渐蚕食父亲挺拔的脊梁时，他反而读书读得更勤了。病床上支着小桌板，摊开着《易经》，他说要趁眼睛还能看见，把想读的书都读完。
我出嫁那天，父亲把新买的《词源》和《辞海》塞进嫁妆箱，告诉我说：“你一向爱读书，以后能用上。”去年秋天，他弥留之际已经说不出话，却还颤巍巍地指着书架，又指指我，意思是这些书都留给我。
如今我站在老房子里，风掠过空荡的藤椅，翻动父亲留下的书页。那个木板箱传到了我手里，里面的书依旧散发着淡淡的油墨香。
每读一本新书时，我总会想起父亲在灯下读书的侧影，想起他说过的话：“铅字是活的，读进心里就能长出骨头来。”父亲的一生，就像他最爱唱的那首《我的祖国》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却饱含着最深沉的力量。那些在困顿中依然熠熠生辉的文字，那些在寒夜里温暖过我们的故事，如今都化作了血脉里的歌声，在每一个艰难时刻响起，提醒我们永远不要低下追寻光明的头颅。
藤椅还在老位置，书页仍在风中轻颤。我知道，父亲从未真正离开，他只是化作了那盏永不熄灭的灯，永远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。
父亲与书
作者 / 越慧贞
父亲去世不久，有几位亲友探听他那些书的去向。我知道，这些打探书的下落的人，有的想要他那些评书小说，有的想要那些《易经》方面的书，还有的，对父亲几套老版本的明清小说有兴趣。
他们爱听他讲话，试图搜寻父亲的旧书，借以重温与他酒茶斟酌间的交谈。他们一定记得父亲聊天讲古时额头凝注的表情和眼里闪现的光。那不是普通的讲述。多少个夜晚，他们围绕在我父亲身边，从他的讲述中感受三国烽烟与屋子里众人吐出的香烟交缠升腾，从父亲活灵活现的演讲中想象出封神榜人物的奇形怪状。甚至他们中几个父亲忠实的听众，还跟着父亲学会了评书口技中一些简单的技巧：“库克，库克——库克，库克……”声音渐弱，是一骑人马渐行渐远；声音渐强，是人马迫近；“噔令令”，是手起刀落的声音……自从有一次，父亲讲了一段《杨香武三盗九龙杯》，有几个听众就念念不忘，一有机会就来我家，缠着父亲再给他们讲一次。全村第一台收录机，也是拿到我家试用，录下我父亲的一段评书。
他的这些本事是年轻时拜在评书艺人李增寿名下，不论三九三伏苦练下的；也是老东河旧书摊上，用冻僵的手指一页页翻出来的；更是在自家昏暗灯下，将大部头章回体小说背了一遍又一遍，抄写默写点评，嚼碎了咽进肚里，又反刍成自己的骨血养出来的。
父亲中年以后，对佛教道家经典多有涉猎，如同他的很多朋友恭维的那样，尤其对易学，颇有心得。家中存有很多《易经》注释等周边书籍。他把这些东西学得融会贯通，说起来头头是道，又吸引了诸多同好者，其中还不乏一些研究者。在他众多狂热的追随者之外，是我超出自身年龄的理性审视和冷静疏离。
那时候我们住在村里，傍晚，父亲常常提着黑皮包从东河回来，皮包夹层里总是掖着一本新书。东河区的各大书摊、书店父亲都轻车熟路，他挣的钱还没有焐热，就落入书摊老板们的钱袋。
我们姐妹三人先后认字后，他就迫不及待地把我们领到书摊、书店去挑选书。书和酒，在他的消费中占有极大的比例。他的那些书先是盘踞在大衣柜顶层，随着数量越来越多，后来书脊挨着书脊，封面挤着封面，开始向外扩张领地，突破大衣柜后，西房的写字台成了它们新的地盘，就连西房的床底下也整整齐齐地码着书。他告诫全家人谁也不要动他的书，却对每个前来借阅的村民慷慨得很。
父亲曾经惋惜地提起借出去的书要不回来，听得我们又生气又无奈。《聊斋志异》和《封神榜》，版本还挺老的，借给他的酒友兼聊友郭某。时间长了之后，他问郭某书看完了没有，郭某却拒不承认他借过我家书。不知父亲什么时候存下半套《康熙字典》，民国时期版本，虽然封面破损，但他用塑料布精心包裹着。我表姐是全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，人人夸赞，父亲更是对她欣赏得不得了。表姐放暑假，来我家找我父亲，说班里有个同学爱好文字研究，问父亲有没有相关文字资料，借去看一看。父亲就踩着凳子取下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那几本《康熙字典》，表姐惊喜地说：“就是这种！”说好给同学看看，她下次放假就还回来。结果再无音信，书一去不回。
多年之后，我很想埋怨父亲几句，想想又算了，命该如此。我们与父亲间的遗憾，何止是书事这一个方面。平房拆迁时，他把书一下子都堆在我面前，给我一个措手不及，我半怀愧疚半怀认命地把他大部分书处理掉，成为几年来一再泛起的心病。
时光不能倒流，生活还在继续，那些憾事终归只是憾事。
跟朋友闲谈，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事。父亲买回新书心血来潮也会给我们讲讲，还一度在我睡前，于我枕畔耳边读唐诗，他念一句我跟读一句，我还没认字，根本不知道读的是什么，以后偶尔语文课上会对某些诗句产生隐约的熟悉感。朋友说，你这些年不就用上了吗？这是你父亲给你的幸运。举起杯，我用喝茶掩饰了眼里即将滚落的泪滴。
END
今天是父亲节。关于父亲，梁晓声曾说，在我的情感世界中，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我想要报答而无力报答的恩人。诗人朵渔说，作为儿子的父亲，我希望他在我的衰朽中茁壮，作为父亲的儿子，我希望他在我的茁壮中不朽。北岛说，你召唤我成为儿子，我追随你成为父亲。
——姬卉春
父亲是那拉车的牛
作者 / 周涛
1940年阴历十月十二，父亲诞生在土默川平原一个被土匪揉碎的村落，这让他的童年深深烙着恐惧。爷爷的脊背是唯一的避难所，邻里满仓伯被绑票的五百银圆血债，九岁时目睹本族小叔被土匪爆头的惨状，构成了他对乱世最初的认知。那些蜷缩在玉米地里躲避枪声的夜晚，比任何课本都更早教会他，活着，是一场与命运的殊死搏斗。
解放的曙光里，父亲的人生终于照进书页。从私塾的《三字经》到新式学堂的算术课本，1957年他以全县前十的成绩考入中学，次年竟跳过初二直接考取省农业大学小麦系。当麦穗图案的校徽别上粗布衣裳时，这个农家少年眼里燃着改变命运的火焰。然而1960年毕业的钟声里，等待他的不是实验室的显微镜，而是生产队的锄头。三年困难时期的浪潮，将万千学子拍回土地。
1961年和母亲结婚，土炕上摆着爷爷给的三只粗瓷碗和半袋高粱米。转年大姐降生，正逢“低标准”最严苛的岁月。为了多挣工分，父亲选择了砖场最苦的背砖活。三伏天里，带着窑温的青砖把脊背烫得层层蜕皮，咸汗渗进伤口时，他就把牙咬得咯嘣响。1965年二姐出生、母亲也瘫痪在床，父亲成为全家唯一的支柱。
命运的戏谑总在猝不及防时降临。1968年那个暮春，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父亲突然被戴上“右派”的帽子，关进村西头的土坯“监狱”。六岁的大姐每天隔着木栏递窝头，看见父亲鬓角新添的白发，才知道没有大人的世界会突然崩塌。但当父亲被贬为小学民办教师时，却像抓住救命稻草般扑进教育，他亲手用课余时间打土坯新建了校舍，直到今天，村里老人还会念叨，是你爹建成的学堂。
1972年的师范录取通知书，是命运对这个苦行者的第一次奖赏。当他捧着红本本回村担任中学校长时，虽然衣服换成了四个兜的蓝色中山装，却依然带着泥土味。课余时间他在校园后墙植树造林，开垦校田。那些年我们姐弟仨的课本，总是用旧报纸仔细包着书皮，因为父亲说：“字是天下最金贵的东西。”
包产到户后，父亲过上了“双肩挑”的日子：清晨五点的扁担声惊破晨雾，他挑满水缸、喂完牲畜，再给母亲擦好身体才匆匆去上班。午休时在灶台前揉面的背影，成为烟火中的一幅剪影。夜晚的灯下，一面批改学生作业，一面帮乡政府写报告。
1985年父亲升任副乡长，我们姐弟也相继通过考学跃过“龙门”。那年，父亲在老屋门框上贴了副自写的对联：“寒门出贵子全凭耕读，天命望儿孙莫忘桑麻”。他抚摸着我们的中专、大学录取通知书，粗糙的指腹划过铅字时竟有些发抖。这个曾在砖窑背砖的少年，终于用一辈子的血汗，把三个孩子送进了他未曾抵达的远方。
母亲去世那年，父亲在灵前坐了整宿。他颤抖着往供桌上摆母亲爱吃的腌黄瓜，忽然像孩子般哭出声来：“你走了，我的账本子空了。”那些年为给母亲寻医问药，他跑遍了十里八乡的郎中，邮遍了全国各地的特效药。母亲卧床三十年，身上没长过一块褥疮。
如今父亲已经离开我们，老屋的窗台上仍然摆着泛黄的农业大学毕业证和母亲的遗照。偶尔想起我们接他去城里小住，他总坐在马路牙子上，孤独地望着车水马龙出神。这个曾在土地上写下人生的庄稼汉，终究离不开泥土的气息。
昨夜又梦见父亲的背影：他背着砖块穿过窑厂浓烟，扁担在晨光里颤成一道弧线；他站在讲台上擦着黑板，粉笔灰落在蓝布褂上像落了层雪；他蹲在老屋门槛上抽旱烟，火星子明灭间，映着我们趴在他膝头听故事的童年……忽然懂了那首老歌里唱的：“父亲是那拉车的牛”。他拉着我们的命运，在岁月的泥沼里一步一叩首，把苦难踩成了通向星空的阶梯。
我爸的园子
我爸摔了一跤，是从他的园子出来过渠时，连人带车翻进去的。
我爸自己爬起来，说没事。我妈不敢和孩子们说，瞅着我爸能动能说，就把“没事”这个愿望当现实。赶上我打回电话拉家常，我妈没忍住，告诉了我摔跤的事。
老头儿七十七了，几年前得了脑梗，去年又脑出血，最怕摔跤。隔着几百公里，远方的我也只能电话里焦急。
“赶紧去医院查查！”
“不用不用，你爸说没事，我看也没事。”
“你能看见脑子里的事了？！”
“……”
“干啥摔的？”
“去园子里。”
又是园子，又是那些果树！
这边和弟弟联系，他马上回去接走检查。那边在想我爸这人对他的园子，是何等执着痴迷，我们都劝他不要侍弄了，他还是不听。
我爸守着他的园子，一往情深。侍弄果园不容易，春天的耕耘和修枝还好，出钱雇人干上几天，就可以树齐整，陇合适。进了夏天，各家的园子，都是果实累累压枝弯，像怀孕的负重女。果子熟了，要一颗一颗摘，一树一树清，家家都缺人手。
杏子黄了，满树灿灿地招摇着；李子红了，挨挨挤挤，恨不得下树。来不及摘的，最后落在地里，可惜了的，让我爸的心痛啊。所以，每到夏天，别的农人叔叔伯伯纯欢喜，我爸是几分欢喜几分愁。
我远在北京，指望不上。儿子们做的事业大，没时间；从获利程度看，老头儿的果树没法和他们的生意比，没人愿意停下来帮他。园子大，我爸年龄也大，加上最近几年生病，身体大不如前。一说要他把园子放手，他只是不说话。
每到开春，我爸还抱着侥幸心理：到时候自有办法。于是，顶着我妈鸡飞狗跳的责骂声，他还是雇人修枝、陇地、打药、施肥。那个时候，七十多岁的我爸，背操着手，在他的园子里监工。
他站在离不开的园子，望一眼由筷子长成的大树，抓一把可以出油的泥土，心安，惬意。园子，成了留声机：春花绽放，夏雨欢唱，鸟儿啁啾，蛐蛐低语……
隔三差五，他去园子看看。树是他栽的，地是他陇的，品种是他选的，很多是他嫁接的。他熟悉每棵树，像熟悉孩子。望去满树发花，杏花粉，李花白，莹莹一片，像看见夏天的杏儿和李子一样。我爸张着牙口不全的嘴，乐着。
这是我爸田野的春天，一幅望花成果的美景。画中的他，也是花。
树多不种地，下面都是闲的，难免杂草丛生。我爸看到邻居地里收拾得利落，他就羡慕，但心力不足，末了只有暗暗嘟囔：我要年轻十岁，看我的园子，哼！
我爸的园子，不单单是块地，还是脸面，是一个农人的尊严，是一个强者的领地。
我爸园子里的树，也不单单是树。他守着这块土地，像秀女织锦一样勾勒。春有梦，夏有果，秋有惊喜，冬有喘息。一棵一棵栽培，一行一行设计，一季一季期待。树，成了我爸的忠粉，世袭我爸的爱意。有几棵老树，身形佝偻但根基坚固，树冠美丽，那茂腾腾的枝叶簇拥成一个岁月的冠冕。
我爸的园子，是他爱的输出地。最甜的那棵树，留着不卖，给孩子们！给亲朋好友打电话：“来，上园子摘！”
看吧，一个内心那么丰富的人，他的园子倾注、彰显着他那么多的特质，他能不对园子执着痴迷吗？
去年暑假我回老家，要走时，我爸给我摘李子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妈说：“你爸的身体还能给你摘李子呢，谁知道还能摘几年？”这话后来成了戳中我泪点的利器，每每想到，就会悲伤泛起。曾经理所当然的享受，随着父母的老去，竟然变得那么弥足珍贵。
今年他摔了后，我急忙买票回家，见到的我爸，已经需要拄着手杖，苍老像匹瘦马，疯了一样追上他，才两个月不见，我爸就像一株收割了棒子的玉米秸秆。我忍着心里的悲伤，嘴巴像个道具，说着一些无聊、轻松的话题，心里却嗫嚅着：爸，谁让你老成这样呢？
走之前，我和我爸到了他的园子，他带着我摘李子。在北京叫“西梅”的，在我爸的园子里叫“女神”。我爸指挥着他的女神摘“女神”，用一副看不上我干活儿的口气，嫌我高凳打得不对，说我筐和手的位置不顺。那副神气，仿佛是站在领地颐指气使的大公鸡。我心里倒是一喜：爸爸的语气，还那么有力！
我是我爸园子里一棵移植了的树，每一次回乡，是把根，探进熟悉的泥土里，重温、回味……
书页仍在风中轻颤
作者 / 刘东华
20世纪90年代末的冬天格外寒冷。母亲病逝那年，我上小学四年级，弟弟刚满九岁。那天放学回家，看见父亲蹲在厨房的煤炉前，笨拙地搅动着锅里的面条，灶台上撒满了面粉，像下了一场小雪。
他听见声响转过头来，眼睛红肿得像两颗核桃，却硬是挤出一个笑容：“回来了？爸给你们下面条吃。”那锅面条又咸又糊，但我和弟弟都吃完了，连汤都没剩。
父亲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，眼眶又红了，怕我们看见慌忙转过身洗锅去了。做作业时，我看到炕桌下有一张薄薄的下岗证。见我疑惑，父亲用手背抹了把脸，然后挺直腰板，声音出奇地平静：“爸爸以后要换个工作了，正好，以后能多陪陪你们。”
下岗后的父亲开始蹬三轮车维持生计。每天天不亮就出门，三轮车把手上总挂着母亲生前用的那个军绿色水壶。我常常趴在窗台上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晨雾里，棉袄后背上结着一层白霜。有次放学路上遇见他正弓着身子帮人搬冰箱，棉衣后背全被汗水浸透了，贴在嶙峋的脊梁骨上，像一张被雨水打湿的纸。但回到家，他却告诉我们，今天的活儿轻省，就是搬了几箱书。
他也确实喜欢书。街角有个姓李的老人摆着旧书摊，书脊泛黄的书本整整齐齐地码在木板架上，五毛一本、一块钱三本。每次路过，父亲总要蹲下来翻一翻，手指轻轻抚过书页，像是在掂量它们的价值。他很少买新书，但旧书摊的老板认得他，知道他爱书，偶尔会给他留几本品相好的。
有一年冬天特别冷，父亲蹬了一整天的三轮车，手指冻得发紫，回家时却从怀里掏出一本《三国演义》，封皮已经磨损，但内页完好。他笑着说：“今天运气好，老李头说这本只要三毛钱。”可那天晚上，我分明看见他在厨房就着咸菜啃冷馒头，把唯一的一碗热汤面留给了我和弟弟。
家里最困难的那段日子，餐桌上很少见到荤腥。父亲总说：“吃饱就行，菜嘛，咸淡都是滋味。”有一次，弟弟在饭桌上小声嘟囔：“要是能吃点肉就好了……”父亲没说话，只是摸了摸他的头。
第二天，父亲回来得比平时晚，手里拎着一个旧布袋，一进门就笑着对我们说：“今晚加餐！”我和弟弟兴奋地围过去，以为他终于舍得买肉了。可打开袋子，里面却是几本旧书——《水浒传》《唐诗三百首》《科学家的故事》。弟弟很失望，父亲却翻开书，指着里面的插图说：“看，这是武松打的虎，这是李白喝的酒，这是爱迪生发明的电灯——书里的‘肉’可香呢！”
那晚，父亲给我们讲武松打虎、讲李白“仰天大笑出门去”、讲爱迪生失败了上千次才发明电灯。弟弟听得入迷，早忘了想吃肉的事。而我，在多年后才明白，父亲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喂饱我们——不是用鱼肉，而是用文字；不是用短暂的滋味，而是用一生的精神食粮。
父亲有个宝贝木板箱，原本是母亲装嫁妆用的，后来成了他的“藏书阁”。箱子里整整齐齐地码着几十本书，有些是从旧书摊淘来的，有些是从废品站按斤称回来的。每本书都被他包上了牛皮纸书皮，扉页上用钢笔工整地写着购书日期和地点。
不管多晚回家，父亲总会先洗干净手，然后从木板箱里取出书本。台灯亮起的瞬间，整个屋子就活了过来。我和弟弟趴在掉了漆的木桌上，看灯光给父亲花白的鬓角镀上金边。他读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时，声音会不自觉地提高，读到保尔在寒冬里修铁路那段，他的手指会轻轻颤抖，仿佛也感受到了西伯利亚的刺骨寒风。
“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……”父亲总是反复念着这段话，眼睛亮得像黑夜里燃烧的煤核。有次弟弟发烧，父亲守了一整夜，天亮时我醒来，发现他歪在椅子上睡着了，那本《平凡的世界》还摊开在膝头，书页上沾着几滴未干的泪痕。
有一天，我在箱底发现了一个记账本，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每一笔开销：
3月5日，车费2块，午饭省下，买《鲁迅选集》一本。
6月12日，少抽一包烟，换《居里夫人传》。
9月8日，多蹬两趟车，给儿子买《新华字典》。
我鼻子一酸，想起父亲那双磨破的布鞋，想起他总说不冷，却偷偷往棉袄里塞报纸御寒。他省下的每一分钱，最后都变成了我们手里的书。
记得每个学期开学前，父亲会特意提早收车，带我们去新华书店。他站在书架前小心翼翼地翻看新书，比较哪个版本注释更详细。结账时总要反复数几遍皱巴巴的零钱，但从不犹豫。回家的路上，他会给我们讲《送东阳马生序》，说宋濂当年借书抄书的故事，说着说着声音就低下去：“你们妈妈要是能看到你们读书的样子……”
岁月是最无情的雕刻师。当脑梗渐渐蚕食父亲挺拔的脊梁时，他反而读书读得更勤了。病床上支着小桌板，摊开着《易经》，他说要趁眼睛还能看见，把想读的书都读完。
我出嫁那天，父亲把新买的《词源》和《辞海》塞进嫁妆箱，告诉我说：“你一向爱读书，以后能用上。”去年秋天，他弥留之际已经说不出话，却还颤巍巍地指着书架，又指指我，意思是这些书都留给我。
如今我站在老房子里，风掠过空荡的藤椅，翻动父亲留下的书页。那个木板箱传到了我手里，里面的书依旧散发着淡淡的油墨香。
每读一本新书时，我总会想起父亲在灯下读书的侧影，想起他说过的话：“铅字是活的，读进心里就能长出骨头来。”父亲的一生，就像他最爱唱的那首《我的祖国》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却饱含着最深沉的力量。那些在困顿中依然熠熠生辉的文字，那些在寒夜里温暖过我们的故事，如今都化作了血脉里的歌声，在每一个艰难时刻响起，提醒我们永远不要低下追寻光明的头颅。
藤椅还在老位置，书页仍在风中轻颤。我知道，父亲从未真正离开，他只是化作了那盏永不熄灭的灯，永远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。
父亲与书
作者 / 越慧贞
父亲去世不久，有几位亲友探听他那些书的去向。我知道，这些打探书的下落的人，有的想要他那些评书小说，有的想要那些《易经》方面的书，还有的，对父亲几套老版本的明清小说有兴趣。
他们爱听他讲话，试图搜寻父亲的旧书，借以重温与他酒茶斟酌间的交谈。他们一定记得父亲聊天讲古时额头凝注的表情和眼里闪现的光。那不是普通的讲述。多少个夜晚，他们围绕在我父亲身边，从他的讲述中感受三国烽烟与屋子里众人吐出的香烟交缠升腾，从父亲活灵活现的演讲中想象出封神榜人物的奇形怪状。甚至他们中几个父亲忠实的听众，还跟着父亲学会了评书口技中一些简单的技巧：“库克，库克——库克，库克……”声音渐弱，是一骑人马渐行渐远；声音渐强，是人马迫近；“噔令令”，是手起刀落的声音……自从有一次，父亲讲了一段《杨香武三盗九龙杯》，有几个听众就念念不忘，一有机会就来我家，缠着父亲再给他们讲一次。全村第一台收录机，也是拿到我家试用，录下我父亲的一段评书。
他的这些本事是年轻时拜在评书艺人李增寿名下，不论三九三伏苦练下的；也是老东河旧书摊上，用冻僵的手指一页页翻出来的；更是在自家昏暗灯下，将大部头章回体小说背了一遍又一遍，抄写默写点评，嚼碎了咽进肚里，又反刍成自己的骨血养出来的。
父亲中年以后，对佛教道家经典多有涉猎，如同他的很多朋友恭维的那样，尤其对易学，颇有心得。家中存有很多《易经》注释等周边书籍。他把这些东西学得融会贯通，说起来头头是道，又吸引了诸多同好者，其中还不乏一些研究者。在他众多狂热的追随者之外，是我超出自身年龄的理性审视和冷静疏离。
那时候我们住在村里，傍晚，父亲常常提着黑皮包从东河回来，皮包夹层里总是掖着一本新书。东河区的各大书摊、书店父亲都轻车熟路，他挣的钱还没有焐热，就落入书摊老板们的钱袋。
我们姐妹三人先后认字后，他就迫不及待地把我们领到书摊、书店去挑选书。书和酒，在他的消费中占有极大的比例。他的那些书先是盘踞在大衣柜顶层，随着数量越来越多，后来书脊挨着书脊，封面挤着封面，开始向外扩张领地，突破大衣柜后，西房的写字台成了它们新的地盘，就连西房的床底下也整整齐齐地码着书。他告诫全家人谁也不要动他的书，却对每个前来借阅的村民慷慨得很。
父亲曾经惋惜地提起借出去的书要不回来，听得我们又生气又无奈。《聊斋志异》和《封神榜》，版本还挺老的，借给他的酒友兼聊友郭某。时间长了之后，他问郭某书看完了没有，郭某却拒不承认他借过我家书。不知父亲什么时候存下半套《康熙字典》，民国时期版本，虽然封面破损，但他用塑料布精心包裹着。我表姐是全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，人人夸赞，父亲更是对她欣赏得不得了。表姐放暑假，来我家找我父亲，说班里有个同学爱好文字研究，问父亲有没有相关文字资料，借去看一看。父亲就踩着凳子取下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那几本《康熙字典》，表姐惊喜地说：“就是这种！”说好给同学看看，她下次放假就还回来。结果再无音信，书一去不回。
多年之后，我很想埋怨父亲几句，想想又算了，命该如此。我们与父亲间的遗憾，何止是书事这一个方面。平房拆迁时，他把书一下子都堆在我面前，给我一个措手不及，我半怀愧疚半怀认命地把他大部分书处理掉，成为几年来一再泛起的心病。
时光不能倒流，生活还在继续，那些憾事终归只是憾事。
跟朋友闲谈，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事。父亲买回新书心血来潮也会给我们讲讲，还一度在我睡前，于我枕畔耳边读唐诗，他念一句我跟读一句，我还没认字，根本不知道读的是什么，以后偶尔语文课上会对某些诗句产生隐约的熟悉感。朋友说，你这些年不就用上了吗？这是你父亲给你的幸运。举起杯，我用喝茶掩饰了眼里即将滚落的泪滴。
（编辑：吴存德；校对：霍晓霞；一读：张飞；一审：张燕青；二审：贾星慧；三审：王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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